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大意义就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人权事业惠及每个中国人。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世界上唯一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来具体推进和落实人权事业的国家。全面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我们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把保障人权的各项国家义务、政府责任实实在在地贯彻落实到国家机关保障人权的具体工作中，突出了人权事业领域的知行合一。2016年，举办了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国际研讨会。
总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核心要义。随后，联合国国际人权保护机制意义上的人权概念被引入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保护制度，并在2004年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时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关于这种安全需求，马斯洛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多数儿童以及成年人（这一点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般都倾向于一个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律的和有组织的世界。
在其中，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与自由、多元、活力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包容性秩序的新内涵。但秩序不只是由法律构成的，除法律之外，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规范性秩序，这些秩序没有明确被规范阐明。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但它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建立起来的秩序是压抑人性、蔑视权利、维护特权的秩序，与现代自由、民主与法治视野下的秩序南辕北辙。
摘要：包容性秩序观使得秩序这一概念超越了单纯的稳定性、一致性、可预测性等传统秩序价值的内涵，从而成为一种总体性的、全面性的、平衡性的概念。国家的有效治理和长治久安首先需要建立并维持秩序，因此，秩序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从而也成为法律的首要价值之一。
我国的话语权在国际上还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设置议题、参与和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比较弱。上文所述已经暗含着自治相对于法治的重要作用，但也在某个层面上表明，自治离开了法治无法建立长久的秩序。《民法典》赋予了人们在私领域决定自己事务的自由和权利，适格的人成为私领域的立法者，否则，人们将只是义务的承担者。初次分配强调效率，效率意味着更大地发挥了自由的价值。
人类社会也同样如此，人们需要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可预测的社会中，从而能够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这一层面的全球治理也为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包容性的规范体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有助于形成充满活力的、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它们注重对人格尊严、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民法典》就是集中代表。
尽管许多法律社会学者和文学家对这种社会生活状态寄予了许多田园诗般的美好赞誉，但对于一个快速流动、交往密切的大社会的运行来说，这种社会秩序是不稳定的，人的道德资本（伦理）无法建立稳固的秩序。由此，法治秩序也应包括国际层面，即国际法治。
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一种安全需求，即该社会已经解决了食物需求等生理（physiological）需求。二战之后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
（三）一种平衡性的秩序概念 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作为价值，它既有独立性的一面，还有非至善性的一面。世世代代的社会风化作用已经让淡绿色植被覆盖了野兽般残暴和自私的岩石。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共同制定规则，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进程中逐步形成包容性国际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证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它还可能包括公共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秩序等等。
原有的秩序观并不保证一个社会的既有秩序就一定是好的，这是秩序本身的非至善性的一面。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靠礼来维系，礼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又被称为宗法秩序道德秩序等。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包容性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融入全球进程的过程，我国实际上是二战后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
国际法治涉及国际秩序的法治化，包括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
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种法律秩序状态，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法治秩序。但是，价值之间不仅是相互冲突的，而且也可能是不可通约的。于是，博登海默认为：甚至在人们偶然组成的聚集群体中，人们为使该群体免于溃散也会强烈倾向于建立法律控制制度。通过注重程序和规则，建立稳定的预期，使各个生活领域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义的丰硕果实必须在人工制造的土壤上长成。其中的关键是形成规则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市场秩序，在这个方面，法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国际法治具有特殊性，它不是国内法治的简单国际化，因为并不存在国际层面的单一权力机构。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常常体现它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包容性秩序是一个价值的综合体，是各种价值相互协调的结果状态。
他似乎已隐含地指出，判断法律的好坏应当考虑它实际上所起到的功能，不能在不考虑法律是否有助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重建的情况下，就快速地全面适用国家法。现代社会的治理基本上都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治与德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其中的德治既包括人心的教化，更包括各种非法律性的规则之治。比如，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但是完全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又会造成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差异），在这个背景下，正义和公正等价值开始受到重视。
也就是说，秩序中包含着诸价值的冲突与协调，秩序只是协调的结果状态。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认为，诸如同情心、友善、仁慈、正义感等人的道德资本，无法维系一个长久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因此，就像安全概念一样，包容性秩序也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不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某一个单独的领域，更不能等同于社会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稳定。也就是说，不管实在法的内容是不是正义的，其存在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因为它包含了和平、可预期性与社会合作等方面的价值。
当前的全球治理格局形成于二战后在法的各种社会价值中，自由也许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价值。
